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第13講

新中國70年奮斗歷程和啟示

蔡 昉

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秘書長、各位委員：

（中國人大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顧和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重要歷史時期凸顯出來進行考察，弄清楚前后承繼創新的有機聯系和發展邏輯。從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同志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緊密結合提出的宏偉目標。

在實現宏偉目標的過程中，通過把握歷史發展大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和修正錯誤，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黨領導人民團結奮斗，經過了70年光輝歷程，創造了人類歷史罕見的發展奇跡，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并上升為中國智慧，產生了與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意義。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不僅對于我們自身進一步前行彌足珍貴，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探索的中國貢獻。

一、光輝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大地變為現實，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深遠的轉折意義，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實施了土地改革，使農業經濟擺脫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近三億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到了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的農具、牲畜和房屋等，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約350億千克糧食的地租；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個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建起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民主權利的制度載體。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中取得歷史性發展成績的同時，也犯了急于求成和“左”的錯誤，使國家發展遭遇了嚴重的挫折。特別是在經濟建設中，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以集中計劃代替市場機制，導致在微觀層面生產和勞動的激勵機制缺失，在宏觀層面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國民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等弊端。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工作重心遠離了經濟建設。到了“文革”后期，我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

正視前30年計劃經濟的體制弊端和經濟建設中的錯誤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勇于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癥，靠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這個嶄新的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就是革除病癥，消除一切阻礙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體制障礙與弊端。

首先，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取向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廢除人民公社到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從提高農產品價格、取消農業稅到打贏脫貧攻堅戰；從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發展非公有經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通過雙軌制過渡的方式推動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其次，不斷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從興辦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擴大對外商品貿易到引進外商投資；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以資源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到國內國際聯動開放發展；從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到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從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參與者、堅定維護者，到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力量和國際經貿規則改革負責任的參與方。

第三，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轉向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

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成就與曲折，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以來，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奮斗。

二、偉大成就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從此不斷創造偉大的成就。在前30年即1949-1979年期間取得的成就為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奠定了不可低估的物質基礎。

首先，結束了舊中國戰亂頻仍的災難，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民開始安居樂業，生活狀況得到極大的改變。隨著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轉變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第一階段，進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第二階段。雖然人口過快增長為就業帶來壓力，卻是改革開放以后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的一個必經階段。這一時期，健康事業和教育事業得到大的發展，積累了經濟發展必要的人力資本。這些都為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收獲人口紅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其次，提出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和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就多次提出建設現代化問題。例如，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提出，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來他在現代化內容中又加上了現代國防。根據毛澤東建議，周恩來總理分別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和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975年表述）

第三，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前已經存在一定比重的工業經濟，但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開始的，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比重僅占8.0%，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為17.6%。“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實際增長了81.0%，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一五”結束時增加到23.2%，提高了5.6個百分點。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

最后，結束了長期以來經濟停滯落后的狀況，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GDP增長率長期處于徘徊不前的狀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和人均GDP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率都一路下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兩個指標都降到了谷底。根據國際數據進行比較，1913-1950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為1.82%，而中國為-0.02%，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處于停滯狀態。由于人口的較快增長，這個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反而大幅度下降了20.5%。

新中國經濟建設開始以后，這種狀況得到根本的改變。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4%，略快于當時被定義為高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4.3%），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迅速發展，實現了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也就是說，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從縱向比較來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如果進行橫向的比較，仍然落后于世界的發展。

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勞動和生產積極性不足、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結構失調等諸多弊端。特別是一系列政治運動干擾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使得在新中國的前30年里中國經濟落后于世界的發展潮流，未能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仍然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對國民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害，最終使這一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甚微。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農村有約2.5億人口未能解決溫飽問題，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按照世界銀行確定的標準，按照不變價購買力計算， 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9美元就意味著處于絕對貧困狀態。據此，1981年中國有高達8.8億絕對貧困人口。

改革開放的歷程與成就最終證明了這樣的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實行改革開放才能夠消除貧困。于1978年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從農村起步，通過調動勞動和生產的積極性顯著增加了農產品產量和農民收入，降低了貧困發生率；隨后改革推進到城市部門，通過價格改革和發育市場、搞活國有企業和發展非公有經濟，加快了經濟增長速度；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以多種方式漸進地得到推進。上述改革開放措施，針對了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從改善微觀激勵機制入手，進而賦予企業和農戶自主配置生產要素的權利，在不斷消除阻礙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的條件下，資源重新配置帶來效率的改進，也通過引進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和擴大貿易，把資源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競爭力。

1978-2018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而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其他歷史時期，也未見在如此長的時間里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長的先例。例如，此前增長速度最快且持續時間最長的案例要數韓國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在1965-2005年增長最快的40年中，年平均增長率也分別只有8.6%和8.1%。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40年中實現了奇跡般的趕超。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人均GDP來看，1978年中國屬于典型的低收入國家。隨著改革時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繼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并同時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中國現價人均GDP達到近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近在咫尺。

更為世人所矚目的是中國減貧事業取得的成就。1981年生活在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低于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億，其中中國貧困人口高達8.8億，占世界貧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到7.5億，中國則只剩下960萬，僅占全球貧困人口的1.3%。這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直接貢獻高達76.2%。實際上，2015年之后中國按照高于世界銀行的標準繼續實施農村脫貧攻堅戰略，2018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僅剩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7%。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年中，中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顯現出歷史性跨越的特點，創造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罕見的奇跡。從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實現了一系列從獨立自主的“第一次”到進入世界科技前沿行列的飛躍。例如，從天安門廣場建筑群、國家體育場（鳥巢）到北京大興新機場，從南京長江大橋、北京地鐵1號線、青藏鐵路到港珠澳跨海大橋，從黃河小浪底水利樞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西氣東輸到南水北調工程，從人工牛胰島素合成、雜交水稻，到抗瘧藥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從“兩彈一星”、天宮二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到嫦娥四號月背軟著陸，從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到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從高鐵、公路成網到C919大飛機，科技創新成果數不勝數。

從毛澤東主席到鄧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年代都強調中國應該對于人類作出比較多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被寫入多個聯合國文件。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兩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等一系列重大主場外交活動。中國為人類社會發展、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

三、世界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輝煌歷程和偉大成就，為人類社會走向美好未來提供了具有充分說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以其持續健康增長、規模擴大和全球占比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也應當對于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中國GDP總規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僅相當于世界經濟的1.1%和美國經濟的4.6%。到1990年，中國GDP在世界經濟占比提高到2.2%，為美國的9.2%，排在世界第十位。到2000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比重為4.5%，為美國的17.6%，排到世界經濟第五位。中國于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占世界的9.2%，相當于美國的40.8%。2018年，中國GDP達到10.8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中占比13.1%，相當于美國經濟的60.5%。如果按現價算，2018年中國GDP為13.6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66.4%，占全球總量的15.9%。而從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來說，1990年以來就十分顯著且穩步提高，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到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高達31.7%。在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異常變化的年份中，正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穩定作用，全球波動性得以顯著降低。

自從41年前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履穩定地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可以說，中國以其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促成了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論上成立的全球經濟趨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世界經濟多極化的格局相應形成。1978-2018年期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全球占比從22.2%提高到36.3%，中國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則從5.0%提高到36.0%。在這個時期，按不變價計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額擴大了四倍，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4%。

除了以物質產出的方式對世界經濟做出貢獻之外，得以創造中國奇跡的改革開放經驗和促進發展理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規則制訂的話語權、對發展觀念的有益見地和對循例的建設性建議，都是對世界經濟的公共品貢獻。中國并不謀求世界經濟霸權，也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是，作為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和服務出口國、第二大貨物和服務進口國，以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等地位的經濟大國，中國義不容辭對世界經濟穩定與增長做出貢獻，同時反映自身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關于國際經貿規則的訴求，引領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轉變。由于以下幾個突出特征，中國的發展及其經驗、智慧、方案對于世界的意義尤其重要。

首先，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2018年約為世界總人口的18.3%，占人類近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創造的成就對世界意義的顯著性和一般意義，是其他國家經驗所無可比擬的。鄧小平同志指出：“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其次，中外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都具有探索國家興衰之謎的學術責任和好奇心，中國奇跡的創造在時間上是高度濃縮的，與許多發達國家歷史過程相比是在極短的時間里完成。而吸引眾多學者嘗試回答的關于中國科技（發展）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約瑟之謎，也是經濟史學中同樣著名的、旨在探索為什么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大分流這樣一個謎題的中國版本。這說明中國發展經驗同樣具有人類發展規律的普遍意義。

最后，中國是迄今為止唯一經歷了經濟發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并且接近于完整經歷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從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大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以GDP占全球經濟的份額、人均GDP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經歷了一個明顯的V字形變化軌跡（參見附圖1）。特別是由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表達的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后半程，無論從時間之短暫還是從規模之巨大來看，都堪稱人類發展歷史上的奇跡。

愛因斯坦曾說：復利是人類的第八大奇跡。從復合增長率的角度，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增長，與工業革命以來幾個高速成長大國（英國、美國和日本）在相應時期的增長表現進行比較，可以進一步突出這個“中國奇跡”是獨一無二的。例如，作為工業革命的故鄉，英國在歷史上增長最快時期，按照平均預期壽命算，一個人終生可以經歷56%的生活水平改善。英國的這一增長表現，已經是對綿延數千年馬爾薩斯貧困陷阱的第一次突破。繼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之后，美國成為又一個現代化強國。在其最快增長時期，一代美國人終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達到近一倍的改善。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趕超、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在其增長最快時期，一個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平均經歷的生活水平可預期提高近10倍（參見附表1）。

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改革開放把中國推進高速增長的軌道。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為68歲。在1981-2018年的37年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8.6%，也就是說每個中國人平均已經享受到20余倍的生活水平改善。并且在此之后，人均GDP仍將保持持續增長勢頭。而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可以預期活到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盡管今后增長速度不會保持過去那么快，但也不難想象，一個典型的80后中國人終其一生，會經歷怎樣的收入水平提高。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衛?休謨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后，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后藝術和科學極少有可能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歷史上，中華文明曾經達到過輝煌的高峰，科學技術也長期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然而，在西方國家紛紛跟進工業革命，加快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同時，近代以來的中國發展卻大大落后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才再創輝煌。迄今為止中國在各個領域趕超與發展所創造的奇跡，已經打破了這個“休謨預言”，并且將繼續打破這個預言。

四、寶貴經驗

7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取得的偉大成就、改革開放40年創造的發展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取得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性成就，歸根到底在于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于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在于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于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在于堅持改革開放，勇于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國人民團結奮斗，齊心協力創造共同的美好生活。

新中國發展和建設的探索歷程、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經濟奇跡，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五位一體”“四個全面”全面創造的新輝煌，表現出的是一幅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歷史畫卷。這里僅從改革開放過程，選擇有限角度和一些側面進行概括，從中觀察這個過程所體現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特別是黨領導人民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行探索和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

第一，從國情出發進行建設和推進改革開放。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取向，是根據自身國情進行的選擇，而不是照抄照搬任何先驗的發展模式。形成于西方發達國家以新古典主義為主流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教條，常常被作為萬應靈藥推薦給發展中國家或轉軌國家。這些理論和政策的推銷者，在改革方式上，認為市場機制可以像宇宙大爆炸一樣在一夜之間形成，以“不可能分兩步跨過同一條壕溝”為依據，推薦各種版本的“休克療法”；在改革內容上，推薦以所謂“華盛頓共識”為圭臬實施經濟改革。很多政策上受其影響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雖然改革開放也意味著學習和借鑒國際上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發展經驗，我們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也的確從各種有益的國際發展經驗中得到啟發、獲得助益。然而，我們從未原封不動地照抄照搬他國的模式和路徑，而是服從于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堅持了漸進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促進發展、發展維護穩定、邊改革邊分享的理念，因而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獨特改革開放發展分享之路。

第二，發展經濟必須形成適用的體制機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針對傳統經濟體制的弊端，改革首先從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出發，取得“點石成金”的效果。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鼓勵和發展非公有經濟、打破國有企業“大鍋飯”、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關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著眼于改善激勵機制，從而立竿見影地取得了調動勞動積極性、增強經營活力、加快經濟增長的效果，同時也使改革獲得了最廣泛的共識，得到社會各方面的擁護、支持和積極參與。

第三，堅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矯正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源配置低效率問題，圍繞建立和完善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進行改革，不斷消除妨礙資金、勞動力、土地和其他資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體制障礙，促進了生產要素的積累、流動和重新配置，在使其得到有效利用的同時，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可以從一項研究結果看這個資源重新配置過程的意義，在1978-2015年期間，中國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每個勞動力平均產出的GDP）提高了近17倍，其中每個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作用合計貢獻為55%，而勞動力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的重新配置，即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對總體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率高達45%。

第四，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同步推進，國內經濟發展與參與國際分工聯動。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同時發生的。始于1979年建立經濟特區，先后經歷了沿海城市開放到全面開放過程；于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擴大、引進外資和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為轉移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導產業結構轉向符合資源比較優勢，也為制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競爭力。2018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額占到全球的19.0%，出口貨物和服務總額占世界的10.6%，總出口中大約70%是面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反映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發揮了中等收入階段的比較優勢。

第五，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共享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把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區別開來的試金石。世界發展經驗和教訓表明，經濟增長、技術變遷和經濟全球化，總體上無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作用，卻并不能自動產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所謂收入分配的“涓流效應”。西方政治家出于選票動機，采取民粹主義的政策，在競選中往往對福利和民生競相承諾，當選后要么口惠而實不至，或者干脆無法兌現諾言；要么導致過度福利化，既傷害激勵機制又難以持續。只有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體制機制建設和政策體系安排，才能打破這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兩難。

脫貧攻堅取得的成效提供了一個最經典的范例。在各國扶貧實踐中往往遇到一個邊際效果遞減的現象，有人甚至稱之為“規律”，即隨著扶貧推進從而貧困人數減少，最后的較小規模貧困人口由于在地理上集中居住于生態、生產和生活條件惡劣的地區，且具有傷殘、疾病、老齡、受教育程度低等勞動能力不足等特征，其脫貧難度加大。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很多發達國家都止步于這個扶貧的“最后一公里”。一旦在物質生產領域遭遇到邊際報酬遞減，投資活動通常就會停止。然而，扶貧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出發，做出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莊嚴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373萬，打破了所謂的扶貧邊際效果遞減“規律”。

五、前景展望

按照黨的十九大確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后，2020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隨后就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向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可見，中國正處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相交匯的歷史時點上，面對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千載難逢機遇和挑戰。

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9771美元。以這一年的增長速度來推算，2020年預計達到12158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標志著一個國家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就是說，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總體上將以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的高收入國家姿態起步。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新征程將是充滿鳥語花香的一路坦途，實現宏偉目標還必須應對一系列嚴峻的挑戰。下面，我列舉三個重要挑戰。

首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便從統計意義上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也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發展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對于我國今后的發展仍將具有針對性。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陷阱”恰恰是針對一個國家處于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或者剛剛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情形。2018年，高收入國家平均的人均GDP為44706美元，初入門檻的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距離這個平均水平尚有巨大的差距。國際經驗還表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臨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門檻之際，往往是以往保持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之時，根據應對的正確與否，處在這個階段上的國家之間往往產生明顯的分化，其中未能成功跨過門檻或者跨過門檻之后增長陷入停滯狀態的國家不乏其例。對中國來說，在這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傳統的增長源泉終將逐漸消失，亟待把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只有繼續擴大改革開放才能為開啟新的增長引擎創造必要環境。

其次，紓解“成長中的煩惱”。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越是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表現得越為突出，往往還會出現以前未曾遇到的新問題。例如，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發展方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過程中，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將增強；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于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人人獲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也會出現一些群體遭遇轉型困境的情形。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領下，把包容性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加大政府進行再分配的力度，發揮社會政策的托底功能。

最后，應對“修昔底德陷阱”。隨著中國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科技發展水平也日益走向世界前沿，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樣，守成的霸權國家會產生一種嫉妒、猜疑和恐懼的心態，特別是當這樣的國家面臨著無法解脫的國內問題困擾時，往往把這種不良心態轉化為對新興國家的掣肘、打壓和遏制行動。即便可以在各方努力之下對摩擦進行管控，防止形成激烈沖突和戰爭，避免最壞情形下的“修昔底德陷阱”，以遏制新興國家的發展為出發點，霸權國家把不公平的條件施加在科技和軟實力的競爭之中，甚至發起和升級貿易摩擦，往往靠我單方面努力也是難以避免的。所以，至少修昔底德效應仍將長期存在。

應對這種陷阱或效應的辦法，一方面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地主動擴大改革和開放，并以改革開放紅利支撐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價值鏈位置，保持和擴大對全球供應鏈的參與度；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展示中國和平發展的愿望和誠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盡可能多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形成合作共贏的共識，以多邊主義方案遏止單邊主義行徑，維護好經濟全球化。

孔子在談到人的70歲年齡時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將其用來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和取得的輝煌成就，可以進行一個引申性的解讀，即經過長期的探索我們加深了對一般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更堅定樹立了“四個自信”。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道路上繼續奮斗。（主講人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責編：江文娟）